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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22-09-22 12:15:25 来源：鹰盾五金网

诊脉三轮通胀
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历了多次通货膨胀。综观历次通货膨胀，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解析目前所处的宏观时局，更准确诊断当下通货膨胀的症候。

早在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室做负责人时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许健就悉心研究宏观经济，他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三次通货膨胀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，他说：“历史地比较每次通胀症候，才能更清楚的了解目前的通胀，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。这种分析方法，比简单地通过当下一些现象进行判断和争论更客观和理性。”

经济观察报：比较一下几轮通胀。上个世纪的几次通胀都是计划体制下产生的，而这一次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。在不同体制下，通胀是否会有不同的动因和表现？

许健：有不少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分为四次(1978，1986，1988，1993)，但是我认为，1978年那次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通货膨胀，它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准市场经济体制转化，价格体系变动的必然反映，两种体制前后没有价格变化衡量的标准。

真正的通胀应该从1985年开始算起。1985年的通胀没有彻底治理好，实体经济需求拉升，其中一段时间内，信贷资金突击投放转化，并且为高投资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调整等因素导致了通货膨胀。1985年后，在1988年又出现新一轮反弹，加上1988年价格一步到位，全面放开，货币信贷投放过多，加速了通货膨胀预期，使得价格上涨更厉害了。

1993年通胀的起因是全面的投资膨胀、金融混乱、乱拆借、乱集资、金融非中介化等等，导致信贷货币失控，出现通胀。

现在这一轮通胀缘起于2004年。CPI从今年3月突破3%，一直到现在的6.5%，我认为价格上涨的势头并没有停步，这种趋势至少将持续到明年。

综观这三次通货膨胀，可以归结为三种模式：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；金融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,以及这次因外汇储备积累带来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货膨胀。这三种模式的划分显然比目前流行的成本推动型、结构性通胀、需求型通胀要更符合历史的逻辑脉络。因为每次通胀来临，实际上都是从结构性物价上涨开始，蔓延为其它类型通胀。而这些都是表象，实质性的原因不外乎以上所说的几种情况。

1985年到1988年那次通货膨胀是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。以1985年的物价指数为基点，1986年的物价指数上涨6.0%，1987年的物价指数上涨13.7%，1988年的物价指数上涨34.8%。此次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，1986年开始加大政府财政支出，不断扩大政府财政赤字，特别是1988年实行财政包干体制，社会需求进一步猛增。为了解决政府赤字问题，货币连年超经济发行。当时，财政、信贷界限不清，各地政府大干快上，财政赤字直接转化为信贷投放了，财政约束很差，政府财政透支被银行来消化，导致经济需求增长超过实体经济增速，货币供给增加，最后演变为通货膨胀。

1993年属于金融赤字引发信贷扩张引起的通货膨胀，当时金融业混乱一片，信贷失控，全社会资金体外循环，中央政府1993年开始治理通胀，朱基副总理亲自任人民银行行长。1993年6月24日，国务院提出宏观调控16条，采取严控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、制止违章拆借和乱集资、加强金融纪律等治理金融秩序，并严格控制投资和房地产，调整汇价。应该说1993年治理通胀是相当成功的。

现在，由于改革开放，中国已经不能以封闭经济独善其身，持续顺差带来外汇储备积累，在全球经济失衡，以及全球流动性过剩等因素下，这种通胀情况更复杂，症状更特别，诊疗办法应该更高明。

因此，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，通胀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。其诱因也各有不同，只是最后实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货币信贷投放过多，造成物价不断上涨。

经济观察报：1988年的那次通胀，当时进行价格闯关，结果导致通胀预期增强，并进一步诱发通胀，现在我们也面对资源价格改革等情况，老百姓通胀预期也在提高，这是否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？

许健：1988年体制改革到了关键时期。当时有两派观点：一种观点认为，让价格改革启动经济，从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的价格双轨制变为由市场定价的单轨制；另一种观点是希望进行微观的产权革命，以股份制改革来解决经济中的一些实质问题。争论的结果是，价格闯关，一步放开价格，结果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预期非常强，随之而来爆发了疯狂性抢购风潮。

1988那年，CPI达到18.5%，80%的商品提价，价格平均上涨30%，最高者达到80%。人们惊恐于“物价天天上涨”，开始了抢购风。许多粮站库存告罄，原来3000元的日野摩托，已经卖到10000元，还没有货。

1992年到1995年的4年中，CPI年平均增幅也在14.58%，1994年甚至达到21.7%，全国出现大抢购，商店把多少年的库存品都卖掉了。有不少人喜欢讲当时那个笑话：某人到商店抢购电扇，售货员说这电扇是坏的，转不动，那人非要买，说“我买回去修不就行了”。

这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，给那个年代的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痛苦记忆。

现在，尽管要进行资源价格改革，物价持续上涨的预期高涨，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物质丰富，衣食住行都能保证，谁会抢购实物来保值增值？已经今非昔比了——猪肉、鸡蛋贵了少买点而已。人们现在对付通胀的办法是购买资产，通过买房子、股票、黄金、字画等投资品保值增值。因此可以说，1988年通胀预期与现在相比，似乎都“热情高涨”，但已经处于不同的阶段，通胀预期的感受和措施都不一样。

进入全面通胀时期的时候，百姓有预期再正常不过，它的确是一种通胀来临的信号，值得政府警惕，并采取温和措施“灭小火”，将预期打压下来。否则，通胀预期膨胀，将对通胀局势推波助澜。

经济观察报：如您所说，市场经济下的通胀与过去是不同的，那些计划经济下治理通胀的经验是否还有用？不同市场环境下，治理通胀的思路和政策逻辑会有很大差别吗？

许健：计划经济下治理通胀的经验仍然在用。比如说控制货币和采取信贷规模管理，压低投资规模，控制基础建设等，这些办法不是还在使用吗？1993年治理通货膨胀，政府采取了直接与间接控制相结合的办法，从现金到货币信贷，以及使用利率杠杆，效果不错。另外，1994年采取的人民币汇率并轨的汇率改革，使净出口需求替代投资需求，保证了经济高速增长下物价回落的理想局面，也是当时宏观政策的得力之举。

不能否认，历次通胀的诱因不同，治理通胀的思路和工具不能生搬硬套，思路和工具是不能简单拷贝，但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，借鉴其精髓应是一种捷径。

经济观察报：过去几次治理通胀，我们都用了行政手段，比如说禁止涨价，在一段时间里限制出台政府调价措施等，这次我们依然在使用着，如何评价这些措施的作用？

许健：过去几次治理通胀，因为计划体制的色彩较浓，多采取直接干预的行政手段，现在也出现了政府限制价格和补贴等政府干预的办法，应该谨慎，警惕回到直接调控的老路上。比如，1993-1995年，治理通货膨胀，政府采取行政打压，看上去价格下来了，却付出了很大代价，对经济的伤害也超出了预期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对通胀预期要采取坚决措施制止，现在一说涨价，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了，都想在通胀中得便宜，这是政府不能允许的。

经济观察报：上个世纪80年代，曾经流行的一个观点是“通胀无害论”，现在也有人认为，适度通胀是有利的，而且，有人主张通过通胀来解决现在所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压力，这是一个好的想法吗？

许健：这种观点很早就有人提出，但是我认为，通过通胀来解决现在所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压力，有些不切实际。治理通胀与解除人民币升值压力是“二必取一”的政策目标，不可兼顾。

通胀是国内货币过多发行，国内购买力下降，人民币升值是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的比价变动，是对外购买力问题，两者不能完全扯到一起。当然有一个内外均衡的问题，当内外均衡出现问题时，政策出现矛盾，我们说这是进入了“米德冲突”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，要采取“丁伯根法则”，要从根本解决问题的政策上想对策。

经济观察报：美联储降息持续预期不减、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、国内高投资率、资产价格泡沫、消费不足等，权衡当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，我们应该注意什么？

许健：这个问题很复杂，我想，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树立反通胀的思路，不能采取纵容通胀的办法搞经济。可能这次通胀与前两次通胀原因不大一样，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我国的综合实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了，但通胀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低估的，何况通胀还有“热加速作用”。

第二，因为中国与美国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“新布雷顿森林体系”，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牵制很大，应该以国内均衡为主，采取独立的政策，这中间要搞好在本币不自由兑换条件下的外汇管理和汇率改革。

第三，重视外汇积累对通胀的作用机制，从源头上解决问题，同时关注治理过程中的需求问题，不要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上世纪90年代“芬兰病”的治理、我国台湾省曾出现的外汇过多形成的通胀，这些都有类同的地方或有一些可取之经。总之，通胀不可怕，关键是治理通胀的思路对路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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